写在归途上的挽歌
老二给我电话，说妈他们已将爸送回老家山上去了。听到消息，我颅内轰地就是一响，接着，全身就软了。
客户来的电话，我闻而不接。我坐在办公室的转椅上，心乱如麻，万一……老二也真是，他人都到了绥州，才通知我……我再也不敢往下想了。我决定，得立即动身赶回去。
我的奥迪小车，飞驰在通往白云机场的高速路上。
赶到机场时，摸出事先在顺德预订的机票，办了登机牌，心才稍许静了一点儿。
我走进6号候机厅。里面已坐了不少人。我知道他们和我一样，都是要飞往家乡城市绥州的。但我一改惯例，没前去与他们亲近，因为，我已经没有了那份心情：满脑子总是那无法排遣的过往情景，而且那情景，就在14年前的这个机场——爸，妈，滔儿，我们在这里，这里呀！我和兰贞站在停机区迎客转盘边的4号站牌口，挥着手，拼命地喊。我看见了我的父母。他们是首次来粤。只见身子单薄面庞清瘦的父亲，身穿深色中长羽绒服，从领取随机托运包裹的小间门口，弯腰拖着一蓝色鼓突帆布大包，和一手提行李，一手牵着孙子的我母亲，匆匆地走过来。
一接到他们，大家立刻就兴奋了。爸妈风尘仆仆，却满面笑容。我儿子滔儿呢，倒认不得我们似的，一个劲地依偎着他奶奶，不肯离。我赶忙从爸手里，接过那蓝色大帆布包，试图往背上搭，可是没能遂愿，只好改初衷拖着前行。因为那包很沉。父母告诉我们，说里面装的全是家乡的土鸡鸭成品，牛肉，香肠，腊肉等等。妻子兰贞一听，竟高兴得如获至宝似的，差点儿忘了去亲自己的宝贝儿子。
当时，是1996年吧。那时，我来粤打工三年了，且刚从顺德市一家名叫“东方龙”的大型台资制鞋厂的机修组跳出来，独自开办了自己的鞋机厂。
那是个临近年关的下午，天气冷，可我们的心却很热。爸妈钻进我自买的绿色面包车，一边和我们说话，一边扭头这看看那看看，看他们那喜悦的样子，驾车的我，心乐的似得了奖。我知道他们欣赏的并非是小车本身，而是作为他们大儿子的我的能耐啊！拢我厂门口，父亲从车里钻出来，站在门外的水泥坝子里，看着我醒目的“宏发鞋机制造厂”的厂牌，竟傻了眼。怎么说呢，看他那茫然四顾满眼狐疑样子，怕以为是我把车停错地方了呢。
当他们跨进门，看见我300余平米的工厂里，拥有了车间、办公室，寝室，库房时，二老脸上，就灿烂无比了。特别是，当他们的目光转向摆放在大厅（其实当时是厂房隔出的一个较大车间）里的数十台，刚生产出的崭新油绿的制鞋机器时，他们的那份开心和自豪，简直无以言喻了。虽然，那时我工厂规模很小。
那个春节，我领着二老玩了不少地方，比如广州野生动物园，亚运村，千灯湖，世界大观等，我的想法，是让从未远足，且辛苦了大半辈子的老爸妈，开开眼界，看看大地方，敬一点自己的孝心。
可没想到，后来竟出了一件不愉快的事情。
是正月初五六的吧。那年，我弟弟郭玉鹏彭芸两口儿，大妹玉蔓，细妹玉丽，都在这边的鞋厂打工。父母来了，他们都来我这里团聚。地方呢，就在我租用的工厂里，因当时在那边，我还未拥有自己的住房。事情的起因，就因为我们要老二两口子给一千块钱。天天陶醉在天伦之乐里的父母，知道了就不悦，特别是父亲，脸色就突地阴沉了，很不舒服地说，哪有这个道理，亲弟妹在你们处团聚一下，还要他们交生活费，都大过年的，真的是……我也觉得自己理亏，任父亲抱怨。可我妻子兰贞，接受不了，就和父亲争执起来，且满有道理似的。父亲眼里噙了泪，质问是我们好过，还是弟妹们好过，要我们看累瘦得只剩下一张皮的老二俩口子可不可怜。我知道，老二正走厄运。因他与几个湖南人在鞋厂里争机修组长的位置，被人家排挤出厂，大半年没上班了，仅靠弟媳彭芸每月在流水线上苦挣的一点钱过活着。兰贞没好气，说，谁给谁白吃喝呀！接着又讲了一堆难听的话。父亲呢，就将身上带着的几百块钱摸出来，拍在桌子上，非常气愤地说，这是我和你妈的生活费……我看见身体不够好而无法克制自己的父亲，浑身在颤抖。我知道我们做过分了，因为，吃的大多是父母他们给带过来的。但碍于面子，我却不肯给父母道歉。后来，父母犟着要回家，没办法，我只好开着小车，护送二老和我的儿子，闷闷不乐地，往这机场赶……旅客同志们，飞往绥州的201次航班，即将起飞了，请大家……我的思绪，突地被候机厅里的广播声，给打断了，我急忙提着行李，随着人流，登上了该班次的飞机。坐上飞机，我情绪低落，工厂的事，生意场上的烦恼，以至我私下的小三小四们……一切，都不入心了，心里装着的全是歉疚与不安。
坐在飞机里，我不想想什么，可不行。父母的事，特别是有关父亲的一些事，总是自顾从脑际里冒出来——我老家在大巴山里，祖祖辈辈都是农民。
父亲生世不凡。说不凡，欠妥帖。实际是命孬。他呢，文革前的高中生。就因我祖父是富农成分，就一直被闲搁着。只等80年代中期，才当成了家乡乡完小的“代民办”老师。教书卖力，成绩卓着。好几次获县级表彰。但由于政策杠子所限，一直转不了正，直到六年前退休时，承蒙在县政府工作的一位老同学帮助，才给他弄了个正式民办教师退休的待遇，即每月领取近600元的退休补助金。
但是呢，却活得较自在。理由，和现今城里大多数留守老人一样，靠的就是，在外挣钱的儿女们的援助。当然，还有我们几姊妹共同出钱，两年前为母亲买的养老保险，即每月领取的800元社保养老金补贴着在生活。父亲的退休补助金，目前也增至一千多点了。我知道，即便眼下物价飞涨，他们的小日子，也还过得去。听说，父亲他呢，日日穿得整整洁洁，头发向后梳着，只要不是寒冬，总喜欢和那些一手提鸟笼，一手提戴套茶杯，口袋里揣了个唱得依依昂昂的微型收录机的退休人员们混在一起。再不，就自个儿在门前的花园里散步。再再不呢，则窝在沙发里，过那种“面前一杯茶，一张报，一台电视机”的闲日子。尽管他落着难治愈的风湿和肺心病。
父亲为人忠厚，心地善良。他经常教导我们，要与人为善，对人诚恳。不知是年龄关系，还是客观上的“代沟”所致，他的许多观点和做法，我是怀疑的。因为我觉得，时代在变化，社会太复杂。当然，我不公然反对。比如，他见义勇为到连城管人员的过分举动，他也敢当面指责。再比如，他崇尚宗教，无原则的慈悲——走在街上，只要有人行乞，他多少都得给一点。有时连身上只够买菜的钱，都得拿一块两块出去。为此，没少挨母亲怨。但他呢，却充耳不闻，依旧我行我素。“积善积德，大义做人”，是他一贯的做人原则。
客户来的电话，我闻而不接。我坐在办公室的转椅上，心乱如麻，万一……老二也真是，他人都到了绥州，才通知我……我再也不敢往下想了。我决定，得立即动身赶回去。
我的奥迪小车，飞驰在通往白云机场的高速路上。
赶到机场时，摸出事先在顺德预订的机票，办了登机牌，心才稍许静了一点儿。
我走进6号候机厅。里面已坐了不少人。我知道他们和我一样，都是要飞往家乡城市绥州的。但我一改惯例，没前去与他们亲近，因为，我已经没有了那份心情：满脑子总是那无法排遣的过往情景，而且那情景，就在14年前的这个机场——爸，妈，滔儿，我们在这里，这里呀！我和兰贞站在停机区迎客转盘边的4号站牌口，挥着手，拼命地喊。我看见了我的父母。他们是首次来粤。只见身子单薄面庞清瘦的父亲，身穿深色中长羽绒服，从领取随机托运包裹的小间门口，弯腰拖着一蓝色鼓突帆布大包，和一手提行李，一手牵着孙子的我母亲，匆匆地走过来。
一接到他们，大家立刻就兴奋了。爸妈风尘仆仆，却满面笑容。我儿子滔儿呢，倒认不得我们似的，一个劲地依偎着他奶奶，不肯离。我赶忙从爸手里，接过那蓝色大帆布包，试图往背上搭，可是没能遂愿，只好改初衷拖着前行。因为那包很沉。父母告诉我们，说里面装的全是家乡的土鸡鸭成品，牛肉，香肠，腊肉等等。妻子兰贞一听，竟高兴得如获至宝似的，差点儿忘了去亲自己的宝贝儿子。
当时，是1996年吧。那时，我来粤打工三年了，且刚从顺德市一家名叫“东方龙”的大型台资制鞋厂的机修组跳出来，独自开办了自己的鞋机厂。
那是个临近年关的下午，天气冷，可我们的心却很热。爸妈钻进我自买的绿色面包车，一边和我们说话，一边扭头这看看那看看，看他们那喜悦的样子，驾车的我，心乐的似得了奖。我知道他们欣赏的并非是小车本身，而是作为他们大儿子的我的能耐啊！拢我厂门口，父亲从车里钻出来，站在门外的水泥坝子里，看着我醒目的“宏发鞋机制造厂”的厂牌，竟傻了眼。怎么说呢，看他那茫然四顾满眼狐疑样子，怕以为是我把车停错地方了呢。
当他们跨进门，看见我300余平米的工厂里，拥有了车间、办公室，寝室，库房时，二老脸上，就灿烂无比了。特别是，当他们的目光转向摆放在大厅（其实当时是厂房隔出的一个较大车间）里的数十台，刚生产出的崭新油绿的制鞋机器时，他们的那份开心和自豪，简直无以言喻了。虽然，那时我工厂规模很小。
那个春节，我领着二老玩了不少地方，比如广州野生动物园，亚运村，千灯湖，世界大观等，我的想法，是让从未远足，且辛苦了大半辈子的老爸妈，开开眼界，看看大地方，敬一点自己的孝心。
可没想到，后来竟出了一件不愉快的事情。
是正月初五六的吧。那年，我弟弟郭玉鹏彭芸两口儿，大妹玉蔓，细妹玉丽，都在这边的鞋厂打工。父母来了，他们都来我这里团聚。地方呢，就在我租用的工厂里，因当时在那边，我还未拥有自己的住房。事情的起因，就因为我们要老二两口子给一千块钱。天天陶醉在天伦之乐里的父母，知道了就不悦，特别是父亲，脸色就突地阴沉了，很不舒服地说，哪有这个道理，亲弟妹在你们处团聚一下，还要他们交生活费，都大过年的，真的是……我也觉得自己理亏，任父亲抱怨。可我妻子兰贞，接受不了，就和父亲争执起来，且满有道理似的。父亲眼里噙了泪，质问是我们好过，还是弟妹们好过，要我们看累瘦得只剩下一张皮的老二俩口子可不可怜。我知道，老二正走厄运。因他与几个湖南人在鞋厂里争机修组长的位置，被人家排挤出厂，大半年没上班了，仅靠弟媳彭芸每月在流水线上苦挣的一点钱过活着。兰贞没好气，说，谁给谁白吃喝呀！接着又讲了一堆难听的话。父亲呢，就将身上带着的几百块钱摸出来，拍在桌子上，非常气愤地说，这是我和你妈的生活费……我看见身体不够好而无法克制自己的父亲，浑身在颤抖。我知道我们做过分了，因为，吃的大多是父母他们给带过来的。但碍于面子，我却不肯给父母道歉。后来，父母犟着要回家，没办法，我只好开着小车，护送二老和我的儿子，闷闷不乐地，往这机场赶……旅客同志们，飞往绥州的201次航班，即将起飞了，请大家……我的思绪，突地被候机厅里的广播声，给打断了，我急忙提着行李，随着人流，登上了该班次的飞机。坐上飞机，我情绪低落，工厂的事，生意场上的烦恼，以至我私下的小三小四们……一切，都不入心了，心里装着的全是歉疚与不安。
坐在飞机里，我不想想什么，可不行。父母的事，特别是有关父亲的一些事，总是自顾从脑际里冒出来——我老家在大巴山里，祖祖辈辈都是农民。
父亲生世不凡。说不凡，欠妥帖。实际是命孬。他呢，文革前的高中生。就因我祖父是富农成分，就一直被闲搁着。只等80年代中期，才当成了家乡乡完小的“代民办”老师。教书卖力，成绩卓着。好几次获县级表彰。但由于政策杠子所限，一直转不了正，直到六年前退休时，承蒙在县政府工作的一位老同学帮助，才给他弄了个正式民办教师退休的待遇，即每月领取近600元的退休补助金。
但是呢，却活得较自在。理由，和现今城里大多数留守老人一样，靠的就是，在外挣钱的儿女们的援助。当然，还有我们几姊妹共同出钱，两年前为母亲买的养老保险，即每月领取的800元社保养老金补贴着在生活。父亲的退休补助金，目前也增至一千多点了。我知道，即便眼下物价飞涨，他们的小日子，也还过得去。听说，父亲他呢，日日穿得整整洁洁，头发向后梳着，只要不是寒冬，总喜欢和那些一手提鸟笼，一手提戴套茶杯，口袋里揣了个唱得依依昂昂的微型收录机的退休人员们混在一起。再不，就自个儿在门前的花园里散步。再再不呢，则窝在沙发里，过那种“面前一杯茶，一张报，一台电视机”的闲日子。尽管他落着难治愈的风湿和肺心病。
父亲为人忠厚，心地善良。他经常教导我们，要与人为善，对人诚恳。不知是年龄关系，还是客观上的“代沟”所致，他的许多观点和做法，我是怀疑的。因为我觉得，时代在变化，社会太复杂。当然，我不公然反对。比如，他见义勇为到连城管人员的过分举动，他也敢当面指责。再比如，他崇尚宗教，无原则的慈悲——走在街上，只要有人行乞，他多少都得给一点。有时连身上只够买菜的钱，都得拿一块两块出去。为此，没少挨母亲怨。但他呢，却充耳不闻，依旧我行我素。“积善积德，大义做人”，是他一贯的做人原则。
